韩国日本的努力看起来是失败了，但并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在相关研究方面得到了许多收获。进军国际电信标准是进取型国家的必然选择，中国扑腾的效果比韩日要好，TD-SCDMA被纳入到国际电信标准体系是重大胜利，彻底改写了国际通信史。
这些年中国在国际电信界已经折腾出了点样子，在引领5G发展的无线通信研究论坛组织的首批成员中，印韩日各有一个专家，而中国有两个。2013年2月，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联合成立了“IMT-2020推进组”，旨在提升中国的5G技术，并加强与国外组织和公司的合作，中国现在是全球公认的推进5G最积极的国家之一。
没有谁一出世就是光芒万丈的，打入新的领域必然是步履蹒跚甚至跌跌撞撞，中国在3G时代争标准是个成功的战略，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会，如果当时不挤进去，现在就更加不可能了。这些年的历程可以用三句话来描述：3G时连滚带爬，4G时翻转腾挪，期望5G时能引领世界。
5、中国的电信企业垄断吗？
电信企业与煤气、自来水、邮政、电力等企业一样，属于行政性垄断企业，这种垄断的目的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试想一下，如果谁有钱都可以开个自来水厂，喝死人后老板跑了咋办？这种旨在保护公民的行政性垄断在全球国家都是一样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全国性电信运营商多是三家以下，四家的不多，而中国有三家全国性运营商，分别运营三个3G国际标准，实事求是地讲，垄断程度非常低，特别是与电力和两桶油相比，被称为垄断企业非常冤。电信企业员工的日子很不好过，节假日也得去街上摆摊，为争地盘打群架的事件时有发生，试问哪家真正的垄断企业员工会这样苦逼？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源于中国特色的电信管理体制。
在西方发达国家里，运营商的频率是自己拍来的，技术体制是自己定的，业务也是自己开出的。但中国的电信运营规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规则非常明确：频率是工信部划分的，技术体制也是工信部指定的，业务还是工信部安排的，工信部把苦活攥在手里，看谁家肥了就塞给谁，不接不行，干不好不行，干得好也未必行，因为隔几年就要杀肥猪，正式说法就是“电信重组”。
最近，工信部把基站建设业备剥离出来搞了铁塔公司，我认识的一些运营商中层技术人员正在纠结要不要去铁塔，反正运营商员工就甭想安安生生地挣钱，过几年就得鼓捣你一次。从这个角度而言，政府控制电信企业是非常成功的，运营商从来就没有过尾大不掉之势，从来就是想咋捏鼓就咋捏鼓的，充分实现了国家意志。
工信部是个严厉的婆婆，三大运营商是三个小媳妇，只敢互相掐，却从来不敢得罪婆婆，频率、体制、业务都在婆婆手里攥着呢，婆婆下的命令有道理的要执行，没道理的也得执行，而且越没道理的越得利索地执行。就拿“村村通”来说吧，工信部要求全国95%以上的山区农村都得有信号，资费还必须低于城镇标准，从商业运营角度而言，这就是一个没道理的命令。
道理非常简单，越是发达地区，电信运营的成本就越低，利润就越高。在楼顶上建基站和接电都很方便，维护人员骑个电瓶车就能管护几十个，每个基站所服务的客户数量多，客户每月动辄上百元的费用。而在偏远山区，建个基站需要挖地基架铁塔，需要铺设专门的电缆和光缆，维护成本也高，可一旦建成了，只能收到附近几个村的话费，用户的月费用普遍不超过20块。
在偏远山区建基站必然是亏本的，但运营商还必须屁颠屁颠地干好，这种中国特色在其它国家是难以想象的。那钱从哪里来呢？那只能从大城市用户身上薅羊毛了，国内大城市电信运营的成本低于国外发达国家，但资费并不便宜，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支援贫困地区了。
“村村通”政策令国内的信号覆盖率非常高，你在高速公路和国道上开车，即使没有人烟的地区也是有手机信号的，国内人士对到处都有信号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去了美国和澳洲就会有新的体会，郊外是经常没信号的。联合国把电信权利也认定为一项人权，向各国提出要保障偏远山区贫困人士的电信权利，中国的人权记录并不好，但在电信权方面还真的是一个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