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凯力印象
说起我国电信体制改革的种种现象，记者原以为阚凯力博士会做出一些批评性的论断。出人意料的是，阚凯力博士对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和电信体制改革十分赞赏和肯定。阚博士热烈的语言、充分的信心、积极向上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记者。
当记者问阚博士为什么选择就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时，阚博士回答：“伟人孙中山先生一生成就了两件大事，第一是推出三民主义，推翻了清王朝；第二是创立了黄埔军校。”阚博士认为，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电信业的垄断已初步被打破，竞争格局正在开始形成。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快速发展的中国电信业需要大量的人才，因此阚博士通过竞聘，得到了这一职位。阚博士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培养中国电信界的比尔·盖次、中国电信界的CEO，因此在学院的成立仪式上，我们没有邀请有关部委领导，而是特意邀请了田溯宁做嘉宾演讲。”
阚博士认为，电信和IT行业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电信和IT走向融合需要具备两种文化背景的人才，而现在这种人才太少。因此，目前在新运营商如网通、吉通中，其管理人员往往缺乏电信行业的经验和背景，而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又往往缺少IT的文化。阚博士希望在他的学院里能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培养出复合型的人才来。鉴于学院目前的情况，阚博士希望能招收到更多具有IT背景的学生。他认为，电信和IT的融合首先应该从人才的知识、文化的融合开始。
阚凯力认为： 抛却种种是是非非、曲曲折折，从主流来看，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是令人振奋的。如果说20世纪中国是在追赶世界水平，那么在21世纪，中国将有可能引领世界电信潮流。这种趋势已在“最后一公里”的建设和VoIP业务上初见端倪。
为了纪念第33届“世界电信日”，记者特意采访了阚凯力博士。阚博士长期从事电信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对世界电信及中国电信的发展了如指掌。
电信技术发生根本性革命
在过去30年里，电信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有人说20世纪70年代是硬件革命、80年代是软件革命、90年代是信息革命。70年代硬件革命的标志性产物是卫星和光缆;80年代软件革命便是程控交换机的出现;90年代信息革命标志性的成果是因特网。
阚博士总结道，电信技术的革命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光缆的普遍应用已经使电信网的传输容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1877年贝尔发明电话以后的将近一个世纪内，电话的传输容量一直是全行业最稀缺而昂贵的资源。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从北京到广州的主要通信干线只有几百条电路，而这个传输成本就占了长途电话总成本的90%以上。但是现在，光缆不但已经在我国的传输干线上普及，而且正在迅速地向路边、大楼、用户和农村延伸。目前，中国电信现有光缆的容量不但已经远远超出了它自己的需求，而且能够在很长的时间内满足任何一个部门或企业以及将来各种新型宽带业务的应用。
现代电信技术的第二个特点是：光缆极大的传输容量已经使电信成本的距离因素基本消失，这在国际电信界称为“距离死亡”。去年国际电联的报告就指出，横跨大西洋的国际电话在海底光缆上传输的每分钟成本不到0.01美分，即使使用成本较高的通信卫星，每分钟的成本也不超过1美分。在我国，如果光缆的容量得到相对充分的利用，在一千公里的距离上传输电话每分钟的成本甚至不到人民币1厘。因此，决定电信传输成本的关键已经不是距离，而是网络的利用率。在合理利用的前提下，可以说电信传输的单位成本已经随着容量的扩大趋近于零。
现代电信技术的第三个特点是:过去的电信网上只有单一的电话业务，而今天的话音、数据、图像、多媒体等各种信息在电信网上以统一的数字方式传输和交换。各种新型的综合业务不断涌现，电信网主要为电话业务服务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
这种变化必然而且只能导致电信经营体制的根本变革。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基本上采用了垄断经营的电信体制，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有其合理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信技术革命已经使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成为世界电信行业发展的基本趋势。
1994年是中国电信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阚博士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回顾我国近十几年的电信发展，1994年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1994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原邮电部宣布：我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达到了基本适应。原邮电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参照国际电联的计算方法，对我国电信事业的社会需求和满足度进行了计算，发现这一满足度确实达到了104％。这标志着我国的电信事业开始由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第二件大事是联通公司在1994年成立。在我国电信市场刚刚开始满足需求时，政府不失时机地引入了竞争机制，我国电信行业从此由垄断经营开始走向竞争。所以说1994年是我国电信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非常可惜的是，我国的电信部门和电信企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使我国的电信行业一方面发展超前，另一方面改革滞后，对工作也造成了一定的被动，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一个教训。我国电信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主要有三个。第一个特点是它与我国国民经济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交叉在一起。因此，要使我国的电信行业向市场经济转变，包括要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一方面必须在缺乏一个整体的市场经济机制、甚至没有完全政企分开的条件下进行，必然比西方国家遇到更多的困难，但另一方面又使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对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体制改革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和促进作用。
第二个特点是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与正在发生的电信技术革命交叉在一起。美国AT&T对电信行业的垄断在形成半个世纪之后才因为电信技术革命的推动而被打破，而中国电信在刚刚解决了电信行业严重的供不应求之后，就因为新技术的推广而面临垄断被打破的局面。因此，历史条件的区别一方面使中国电信从垄断走向竞争的时间要短得多，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观念矛盾也必然相应增多；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电信垄断经营体制的本身在我国还没有成熟，而国外电信业的大量经验教训又可以拿来借鉴，所以在我国的电信行业打破垄断比西方国家又有许多有利之处。因此，如果我国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跳过一个电信行业长期垄断的时期，就必将使电信技术革命的各种成果在我国比在西方国家更迅速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对我国下个世纪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第三个特点是与迅速发展的社会信息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交叉在一起。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我国能否成功地进行电信体制改革，并由此加强我国电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速我国社会的信息化进程，直接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结合在一起，具有更为显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因此，我国电信发展新阶段的特点使电信体制改革在我国具有非常强的中国特色。一方面，它在某些方面增加了这一改革的难度，尤其是使我国电信行业接受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观念的难度；另一方面又在许多方面具有许多特殊的有利条件，有可能使我国的电信行业比西方国家更快地打破垄断，从而建立一个符合现代电信技术和我国市场经济条件的电信经营管理体制。
VoIP成为中国的“杀手业务”当新的电信体制建立以后，各国运营商都在寻找“杀手业务”。“杀手业务”的特征有两点：一是业务量大，用户乐于使用，也就是愿意为此付费；二是利润薄，也就是便宜。西方国家的运营商一直希望数据业务能成为其“杀手业务”，但近年来的运营效果证明并非如此。虽然数据业务量正在迅猛增加，赶上甚至超过传统话音业务量，但真正给西方运营商带来效益的仍然是人们普遍使用的话音业务。西方运营商期望的数据“杀手业务”并没有出现。然而中国的运营商却在IP电话业务上尝到了甜头，IP电话正在为他们带来大量的现金流和利润。话音业务是人们进行信息交流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人们必不可少、乐于接受、愿意为此付费的业务。引入IP电话技术以后使得话音业务的成本急剧下降，话音质量可以得到保证，因此IP电话一出现，便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一夜之间便成为新老运营商的“杀手锏”。自从今年初IP电话资费放开以后，各大运营商纷纷降低了IP电话的资费标准，并宣称仍有下调空间。由此看来，不仅老百姓从中受益，运营商也受益。
阚博士说，在长途电话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国电信不想发展IP电话都不行，竞争迫使它必须发展IP电话业务，争夺长途电话市场。可以说，我国通过引入IP电话，仅仅几天就使原有的长话垄断实际上名存实亡了，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便想打破AT&T在长话业务上的垄断，并为此花费了十几年的功夫。
IP电话的另一个效果便是使得中国的电信网络的改造有可能率先实现从“电路交换”到“分组交换”的改造。IP电话使用的是IP传输方式，对用户来说又是话音业务，发展起来必然对传统的长话业务造成很大的冲击。在美国，由于其长话业务的竞争已经比较充分，长途话费较为便宜，因此美国的大型运营商在发展IP电话业务上没有太多的动力，经营IP电话业务的只是一些二流、三流运营商，IP电话业务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大大延缓了美国电信网向分组交换的过渡进程。中国则是各大运营商同时操刀上阵，建设了世界上最大的IP电话网。各大运营商不失时机地利用IP新技术对原有的网络进行改造，效果显著，使得中国的传统电信网率先完成向分组交换的过渡，这是历史性的过渡。IP电话对于中国电信业而言，其意义和成果都是显著的。将垄断消灭在最后100米
阚博士认为我国不仅在打破长话业务垄断上颇有建树，我国还有可能率先打破市话业务的垄断。
如何打破市话垄断是全世界电信业面临的一道难题。其他电信业务领域竞争局面已经形成，市话领域是唯一的例外。
目前，我国市话基本上仍由中国电信独家垄断，因为从电信局的交换机到用户家庭的“最后1公里”线路归中国电信所有。市话是其他电信业务的基础，电信正是依靠这根线将用户牢牢“锁定”。
但是，宽带网进入用户家庭将打破目前市话垄断的局面。宽带网上可以直接传输声音、图像和数据，长途电话和市话的区别也将消失。各大电信公司将光缆敷设到小区门口、用户楼前，从这里到用户家庭的楼内或小区内线路就是“最后100米”。 阚博士强调这“最后100米”的产权归用户所有。这“最后100米”的宽带接入网会让目前市话垄断的局面彻底改变。目前世界各国的市话垄断局面都是电信资费“交叉补贴”模式造成的，而该模式的根源在于美国。阚博士认为，“交叉补贴”模式使市话低于成本运行，竞争者无法进入，这就是产生电信垄断的基础。但从技术上看，传统的市话线路每家一般只会敷设一条，就像每家只会有一条自来水管道一样。因此，这根被称做“最后1公里”的市话线就成为电话公司“锁定”用户、建立市话垄断、并进而建立其他电信业务垄断的基础。
现在社区宽带网的出现宣告了原有电话公司在市话领域中垄断的终结。公寓楼、写字楼、住宅小区内的宽带网把大量的小用户集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具有选择电信公司能力的“大用户”。为了争夺这样的“大用户”，各家电信公司的宽带干线将会竞相通到用户的楼边或小区边，用户第一次具有了选择电信公司的权力。
阚博士介绍道，在中国，以以太网接入为主的宽带社区建设热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在全世界独一无二，中国在以太网接入方面已走到世界的前列。宽带以太网接入技术的出现不过是最近一两年的事，它的出现正好为我国提供了打破市话垄断的良好机遇。在我国，电信业务的普及任务还远未完成，电话普及率可待进一步提高，而且，我国的基建规模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建设速度也是最快的，据称，全世界有一半的建楼塔吊集中在中国。在这场正在兴起的建设热中，如果我们能够恰到好处地利用新技术，那么，我国就有可能在国际上率先打破市话垄断的局面。
电信资费应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调整从大方向来看，我国电信行业的发展速度打破了世界电信史的几乎全部记录，确确实实举世瞩目，值得骄傲。但从细节上看，还有许多亟待调整的地方，阚博士称之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国在不久前对电信资费结构进行了调整，许多人对于长途和市话电信资费“明降暗升”感到很不理解。阚博士则认为这是消除“交叉补贴”，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资费调整的必然结果。
阚博士介绍道，自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建立了AT&T的垄断经营体制以来，不同电信业务之间的交叉补贴就成为它电信资费的基本政策。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长途电话业务补贴本地电话业务，国际电话业务补贴国内电话业务，城市低成本地区补贴农村高成本地区，办公电话用户补贴住宅电话用户。这一交叉补贴的资费结构后来被其他国家采用，成为垄断经营体制下世界各国电信资费的普遍特征。
我国的电信资费也不例外，甚至资费背离成本的结构性扭曲和业务之间“交叉补贴”的程度比世界上许多国家更为严重。例如，目前我国的国际长话资费仍然严重偏高，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直接导致了光缆的重复建设。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内长话资费与西方国家比较接近，而我国的市话和移动通信资费却大大低于国际水平。
造成我国部分电信资费过低的原因除了业务之间“交叉补贴”的传统模式之外，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市话所特有的高初装费、低月租费的资费政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述大量的“交叉补贴”和高初装费政策是必要的，它对电信行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目前这种资费结构的扭曲却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首先，在电信行业引入竞争,使原来存在高额利润的业务率先成为竞争的焦点。因此，在世界各国电信行业引入竞争以后，长话资费下降而市话资费上升的结构性调整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规律。
第二，电信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不同业务的成本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长途传输成本的迅速下降使我国已经偏高的国际长话和专线电路资费更加严重地背离成本。一方面，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长话的竞争，使其利润水平大幅度降低，原有垄断企业更加不可能以其利润补贴资费偏低的市话等业务; 而另一方面，维持专线电路高资费的后果直接导致其他企业和部门继续大规模地进行光缆的重复建设。
第三，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向成本靠拢是一个基本的规律。我国部分严重偏高的电信资费限制了消费者的使用，进而制约了它们的发展；而部分严重偏低的电信资费又使电信企业不愿意发展这些业务，或因强行发展这些业务而财务状况迅速恶化，使企业不能持续发展和改进服务。这两种情况都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制约了信息产业的发展，并从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因此，按照市场规律对电信资费进行结构性调整，使我国电信资费总体水平进一步下降是电信行业体制改革的关键任务之一,广大消费者应该理解并支持中国的电信事业。从长远来看，消费者、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达到二者利益之间的协调才可能做到双方利益的共同发展。
谈到最后，阚博士感慨，正因为中国的电信体制改革有着独一无二的特点，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赶上了电信技术根本性革命的大好时机，因此，中国的信息产业完全有可能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发展，在短时间里赶超世界西方国家，21世纪的电信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世纪。
阚凯力简历
1979-1984年 教委首批公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毕业后获硕士、博士学位。 1984-1986年 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经理，负责制定公司的技术发展战略及重大项目评估；曾任国际电信联盟美国代表团成员；曾代表太平洋贝尔对美国航天政策提出修订意见。1987-1994年 任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负责电信发展战略和技术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
1989-1996年 回到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曾负责我国多项技术引进项目,并参与联通公司筹备工作；曾任世界银行电信政策和发展战略顾问。
1997-1999年 回国重任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负责中心的科研工作,向国务院领导提交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
1999-2000年 在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从事我国电信和信息产业政策和企业经营策略的研究工作；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电信联盟的会议及工作。
2000年至今 通过竞聘，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摘自《计算机世界网》
